煙花爆竹是我們的祖先所創造的一種文化。

為什么有煙花爆竹?為什么煙花爆竹能成為一種文化現象?可能是很多人，甚至乎我們花炮業界人士都還很模糊的概念。著名的民俗藝術家趙書先生曾在09年有關煙花爆竹“禁與放”的大討論中有過一種理解。為什么有煙花爆竹呢?因為這是老百姓的時間生活，時間是沒有聲音的，看不見摸不著的，為了使所有的人共同度過一個莊嚴的時刻，對人一生或者是一年有作用的時刻，得用有聲音的、有形象的這么一種文化現象，讓我們全體人同時覺得新年來了，才能加強我們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。

聲響就是一個鬧鐘，激醒“沉睡”中的人們，加深時刻的印象。擊鐘、鳴鼓在歷史中太多的重要時刻和場景中出現，卻難于“飛入尋常百姓家”。平常的家有喜事、重要時刻于是就有了煙花爆竹的出現，成為了一種“家儀式”文化符號，一種民俗。從爆竹到煙花也體現出了有聲到有聲有色的過渡與進步。

時下，不少人”蹬腳發言”：煙花爆竹傷害性太大，傷人傷財還傷環境，是陋習，需禁放需摒棄。

民俗是一種精神文化，只有地域性的差別和時間差別。并無好與壞之分，良與陋之別。文化既然得以傳承，一定有其正向的一面。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，加強理解才能更好的尊重民俗文化。有負面因素就禁就棄，完全出于人的懶性思維。提高全民族享受花炮文化的文明水平才是當務之急。

與此同時，經濟與技術的飛速發展，精神文明建設的相對滯后。給文化藝術帶來了很大的不適應。現代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在《斷裂的年代：20世紀文化與社會》中描繪了這種“怪象”：以通信技術和復制技術為核心力量的技術革命，促使幾乎所有的藝術門類都需要學會如何適應這一轉變。音樂“基本獨立于音樂家的創造性和技巧”，視覺藝術摒棄手工創造，陷入感官與感覺的世界，作品更多成為產品。工業文化流水線生產出“不是需要單獨集中注意的產品”，而是一個“虛擬世界”，具體的舞蹈讓位于一時的激情，漂亮的建筑讓位于曖昧的城市，演員莫名其妙的“個性”勝過演技，文化需要的不再是具體的杰作，而是一整套時時囂騷的背景聲響。文化與生活，審美與消費，身體與精神，藩籬一一拆除殆盡，“藝術不再是好與壞的標準”，文化淪為自我滿足的精神甜品。

現如今，花炮生產正進行著“工業化革命”，花炮企業生產效率呈幾何倍數增長。花炮銷售環節嚴格遵循“利潤規律”。花炮文化傳承者們陷入了“逐利漩渦”。在追求眼下利潤的道路上“不辭勞苦”。而利潤永遠只承認“最大多數人認可的產品”，所以更多的花炮工廠開始追尋“公共汽車”式的產品，期待對所有人一網打盡。加上銷售市場追求高利潤低成本的根性，自然使得花炮產品趨于同質化。一味的迎合市場需求，過度的包裝，完美的“身型”，讓花炮“氣質盡失”、“內涵全無”，嚴重的偏離了花炮情感與藝術的本質。可實際情況更為糟糕，生產效率越高，盈利率越低;越想迎合市場，市場認可度越差。這完成是花炮生產與銷售企業在心甘情感地“自我閹割”，千年花炮文化正接受著前所未有的考驗。

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.布迪厄曾說：短期盈利的文化生產邏輯是對文化的一種全盤否認，因為文化往往要求一些沒有回報，回報不肯定，常常是身后才回報的投資。

　　走入21世紀，做為花炮文化的傳承者，我們又該如何脫離窘境呢?“迷途的羔羊”不能更沉迷于眼下的嫩草，要投頭開始尋找“回家的路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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